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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 作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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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代)蔡文姬(汉代)佚名(汉代)梁鸿  (汉代)
枚乘(汉代)贾谊(汉代)淮南小山(汉代)司马相如(汉代)
王逸(汉代)东方朔(汉代)王褒(汉代)班婕妤(汉代)
赵壹(汉代)秦嘉(汉代)班彪(汉代)班昭(汉代)
张衡(汉代)蔡邕(汉代)祢衡(汉代)孔融(汉代)
王玄甫(汉代)毛亨(汉代)荀悦(汉代)赵晔(汉代)
王符(汉代)韩婴(汉代)刘歆(汉代)魏伯阳(汉代)
郑玄(汉代)戴圣(汉代)戴德(汉代)董仲舒(汉代)
何休(汉代)赵岐(汉代)刘熙(汉代)马融(汉代)
桓宽(汉代)陆贾(汉代)迦叶摩腾(汉代)竺法兰(汉代)
安世高(汉代)支娄迦(汉代)黄石公(汉代)公孙弘(汉代)
氾胜之(汉代)刘安(汉代)王充(汉代)仲长统(汉代)
应劭(汉代)李膺(汉代)辛氏(汉代)郭宪(汉代)
黄宪(汉代)桓谭(汉代)扬雄(汉代)史游(汉代)
许劭(汉代)京房(汉代)徐岳(汉代)焦延寿(汉代)

班固 汉代  东汉(32年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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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汉书》   
人物传记《汉武故事》   
道家类《汉武帝内传》   《汉武帝外传》   
诸子杂家《白虎通义》   
诗词《明堂诗》   

  辞赋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年少时,就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又性情宽和谦让,因此深为当时儒者所钦重。其父班彪是当时著名学者,曾作《史记后传》65篇,补写《史记》以后西汉的历史。班彪死后,他想要补完全书,后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解,获释,汉明帝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自明帝永平中奉诏修史,经过多年努力,于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章帝时,班固任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帝诏诸王、诸儒集合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令班固撰集其事,纂成《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89),随大将军窦宪征匈奴,为中护军。宪骄横获罪,班固被牵连入狱,死于狱中。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隋书·经籍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班兰台集》。
  
  九岁能诵读诗赋,13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为玄武司马,是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就读,所学无长师,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晓大义。及长,贯通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在父亲的影响下研究史学。居丧在家时,着手整理父亲的《史记后传》,并开始撰写《汉书》。东汉明帝水平年间,有人告其私改作国史,被捕入狱。赖其弟班超奔走上书,其书稿遂送至京师。明帝阅后,很赏识班固的才学,召为兰台令史。后又迁为郎,典校秘书。至汉章帝建初七年(82)成《汉书》。继司马迁之后,整齐了纪传体支书的形式,并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为后世“正史”之楷模。后从大将军窦宪攻匈奴,为中护军,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因此受到牵连,被人陷害入狱,死于狱中。
  班固还擅长作赋,撰有《两都赋》《汉书·苏武转》、《幽通赋》等。
  
  个人成就
  
  1.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先例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2.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 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
  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
  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3.开沿革地理之始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4.记录了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5.保存了宝贵的边疆地理资料
  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幅员辽阔,交通、文化、经济发达。经过武帝时张骞的几次出使西域和汉军的几次出征,开通了丝绸之路;经过张骞等人的“通西南夷”,对当时西南地区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汉时对东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认识。这些在《汉书》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一条从今徐闻西出发到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航海线,对沿途各地的地理现象做了记录。又如,《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说闽越(即福建)的情况是“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数寸,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时候应上书说:匈奴“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又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内容说明汉代人们对边疆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国东汉著名的学者,《汉书》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述是他根据档册进行抄录、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地理志》博采西汉以前的地理著作汇为一篇。著书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汉朝使之“扬名于后世”,同时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因此,地理的内容以政区沿革地理为框架,自然地理内容排在其次。这样以人文地理为主的地理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致,《汉书·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从而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班固所开创的《汉书·地理志》模式对后世沿革地理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也阻碍了自然地理的进步;它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资料,但也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说,它是从事中国疆域政区沿革研究的基础,是研究我国疆域地理必读的书,是研究汉代地理必读的书。
  总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学的开创和地理资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颇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
  
  家族名人
  
  其父班彪
  班彪(公元3—公元54年),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他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
  幼年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很广。二十多岁时,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因避难而从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西河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县的长官,又为司徒掾。班彪时有奏言,对时政多所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撰写了一部史书(后来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无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续采集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想已多为《汉书》汲取,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检阅班固《汉书》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的旨趣,就可了然。
  
  其弟班超
  班超(32—102年),字仲升,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和外交家。
  班超是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的史学家。班超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但内心孝敬恭谨,居家常亲事勤苦之役,不耻劳辱。他口齿辩给,博览群书,能够权衡轻重,审察事理。
  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超的兄长班固被召入京中任校书郎,班超和母亲跟随着迁居洛阳。由于家境贫寒,班超替官府抄写文书,维持生计。班超每日伏案挥毫,常辍业投笔而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闲乎”(《后汉书·班超列传》)?旁人皆笑之。班超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汉书·班超列传》)!
  于是,他就去找相者看相,相者说:“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后汉书·班超列传》)。班超问其故,相者说:“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汉书·班超列传》)。
  过了一段时间,明帝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说:“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后汉书·班超列传》)。明帝于是任命班超为兰台令史,掌管奏章和文书。然而,没过多久,班超又因为小过失被免了职。
  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随从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代理司马)之职。假司马官很小,但它是班超文墨生涯转向军旅生活的第一步。班超一到军旅之中,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他率兵进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四堡),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昆湖),小试牛刀,斩俘很多敌人。窦固很赏识他的军事才干,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经过短暂而认真的准备之后,班超就和郭恂率领三十六名部下向西域进发。班超先到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鄯善王对班超等人先是嘘寒问暖,礼敬备致,后突然改变态度,变得疏懈冷淡了。班超凭着自己的敏感,估计必有原因。他对部下说:“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着邪”(《后汉书·班超列传》)。
  于是,班超便把接待他们的鄯善侍者找来,出其不意地问他:“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后汉书·班超列传》)?侍者出乎意料,仓猝间难以置词,只好把情况照实说了。班超把侍者关押起来,以防泄露消息。接着,立即召集部下三十六人,饮酒高会。饮到酣处,班超故意设辞激怒大家:“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柰何?”众人都说:“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有部下说:“当与从事议之”班超大怒,说:“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后汉书·班超列传》)!部下一致称是。
  这天天刚黑,班超率领将士直奔匈奴使者驻地。时天刮大风,班超命令十个人拿着鼓藏在敌人驻地之后,约好一见火起,就猛敲战鼓,大声呐喊。并命令其他人拿着刀枪弓弩埋伏在门两边。安排已毕,班超顺风纵火,一时,三十六人前后鼓噪,声势喧天。匈奴人乱作一团,逃遁无门。班超亲手搏杀了三个匈奴人,他的部下也杀死了三十多人,其余的匈奴人都葬身火海。
  第二天,班超将此事报知郭恂。郭恂先是吃惊,接着脸上出现了不平之色。班超知道他心存嫉妒,便抬起手来对他说:“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后汉书·班超列传》)?郭恂喜动颜色。班超于是请来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举国震恐。班超好言抚慰,晓之以理,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且同意把王子送到汉朝作质子。
  班超完成使命,率众回都,把情况向窦固作了汇报。窦固大喜,上表奏明班超出使经过和所取得的成就,并请皇帝选派使者再度出使西域。皇帝很欣赏班超的勇敢和韬略,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对窦固说:“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后汉书·班超列传》)。窦固认为班超手下的人太少,想给他再增加一些。班超却说:“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后汉书·班超列传》)。
  班超等人向西域进发,不久,到了于阗(今新疆和田)。当时,于阗王广德新近攻破莎车(今新疆莎车),在南道雄帜高张,匈奴人派使者驻在于阗,名为监护其国,实际上掌握着该国的大权。班超到于阗后,于阗王对他不修礼貌,颇为冷淡。于阗巫风炽盛,巫者对于阗王说:“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騧马,急求取以祠我 ”(《后汉书·班超列传》)。于阗王派人向班超讨要那匹马,班超早已清楚事情原委,痛快地答应了。但是提出要神巫自己来牵。等到神巫到来,班超不由分说,将他杀死,把首级送还于阗王,晓以利害,责以道义。于阗王早就听说过班超在鄯善国诛杀匈奴使者的作为,颇为惶恐,当即下令杀死匈奴使者,归附汉王朝。班超重赏了于阗国王及其臣子们。
  当时,匈奴人扶立的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城东郊)国王倚仗匈奴的势力在北道肆行无忌。他派兵攻破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国,杀死国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疏勒国实际掌握在龟兹人手中。第二年春,班超带手下人从小道向疏勒国进发。班超行至兜题居住的架橐城九十里的地方,派手下吏员田虑去招降兜题。班超指示说:“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后汉书·班超列传》)。田虑只身来见兜题。兜题见田虑势单力孤,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田虑乘其不备,抢上去劫持了他。变起突然,兜提手下的人惊惧奔走。田虑乘马疾驰,到班超处复命。班超当即来到架橐城。他把疏勒文武官员全部集中起来,向他们陈说龟兹种种不合理的行径,宣布另立原来被杀掉的疏勒国君的侄儿叫“忠”的当国王。疏勒人大悦。新王和一班官员要杀死兜题,但班超从大局出发,为了宣示汉王朝的威德信义,说服大家,释放了兜题。疏勒平定。
  至此,班超两次出使,凭借智勇,已先后使鄯善、于阗、疏勒三个王国恢复了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国乘汉王朝大丧的机会,围攻西域都护,杀死了都护陈睦。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疏勒。班超跟疏勒王忠互为犄角,首尾呼应,拒守架橐城。虽然势单力孤,但仍拒守了一年多。
  公元76年,汉章帝即位,朝廷认为陈睦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下诏命班超回国。班超受命将归,疏勒举国忧恐。都尉黎弇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后汉书·班超列传》)。说罢,拔刀自刎而死。班超率部至于阗,于阗国王侯百姓都放声大哭,他们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后汉书·班超列传》)。不少人还抱住班超的马腿苦苦挽留。班超见状,自知于阗父老决不会让他东回,而他也想留在这里,完成他立功异域的宏愿,便毅然决定,不回汉朝,重返疏勒。疏勒有两座城在班超走后,已经重新归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联合起来,图为大乱。班超捉捕反叛首领,击破尉头国,杀六百余人,使疏勒复安。
  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超率疏勒等国士兵一万多人,进攻姑墨,并将其攻破,斩首七百级,孤立了龟兹。
  五年(80年),班超上书给章帝,分析西域各国形势及自己的处境,提出了要趁机平定西域各国的主张。
  书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窴实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绛列国大夫,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鈆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鳂领可通,鳂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闲,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闲也,兵可不费中国而彻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今新疆乌什)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后汉书·班超列传》)。班超在书中首次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
  汉章帝览表,知班超功业可成,非常满意,准备增加班超的力量。平陵人徐干与班超志同道合,请求奋身异域,辅佐班超。朝廷当即任命他为代理司马,派他带领一千人去增援班超。
  起初,莎车以为汉兵不会来,于是降于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随之反叛。正好徐干到达疏勒,班超与徐干一起,杀掉了番辰,斩首千余级,平息了叛乱。班超攻破番辰之后,想进军龟兹。当时,乌孙国兵力强盛,班超认为该借助它的力量,于是上书:“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后汉书·班超列传》)。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建初八年(83年),拜班超为将军长史,假鼓吹幢麾。升任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
  李邑走到于阗,正赶上龟兹进攻疏勒,吓得不敢再向前行。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他上书给朝廷,说西域之事劳而无功,又说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后汉书·班超列传》)。班超闻之,叹息不已:“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后汉书?班超列传》)。于是,毅然让妻子离开了自己。汉章帝深知班超公忠体国,下诏书切责李邑,诏书中说:“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后汉书?班超列传》)?还命李邑接受班超的管辖调度,说让班超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让李邑留在西域。
  班超当即让李邑带着乌孙侍子回京。 徐干劝班超:“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 班超说:“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后汉书·班超列传》)。
  第二年,汉王朝又派和恭为代理司马,率兵八百,增援班超。班超准备调集疏勒、于阗的兵马进攻莎车。莎车派人跟疏勒王忠私下联系,用重礼贿赂他,忠背叛班超,发动叛乱,占据乌即城。班超改立府丞成大为疏勒王,调集兵力攻忠,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国派精兵助忠。班超久攻不下。当时,月氏刚和康居通婚,班超派人给月氏王送了厚礼,让他对康居王晓以利害,康居王罢兵,把忠也带了回去,乌即城复归。
  过了三年,忠从康居王那里借了一些兵马,住在损中,与龟兹勾结密谋,派人向班超诈降,班超洞见其奸,将计就计,答应他投降。忠大喜,便轻装简从来见班超。班超具食与乐,酒宴中,命人斩杀忠,并进军击败其兵众,南道遂通。
  第二年(89年),班超调发于阗等国士兵二万多人,再攻莎车。龟兹王发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兵五万救援莎车。敌强我弱,班超决定运用调虎离山之计。他召集将校和于阗国王,商议军情。他故意装出胆怯的样子说:“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窴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后汉书?班超列传》)。班超偷偷嘱托人故意放松对龟兹俘虏的看管,让他们逃回去报信。龟兹王闻之大喜,自己率万骑在西边截杀班超,派温宿王率领八千人在东边阻击于阗。班超侦知他们已经出兵,迅速命令诸部齐发,鸡鸣时分,直扑莎车大本营。营中无备,军士奔逃,班超追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国只好投降,龟兹王等也只好散去。班超由此威震西域。
  当初,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国曾经帮助汉朝进攻车师有功。公元87年,国王派遣使者,来到班超驻地,向汉朝进贡珍宝、狮子等物,提出要娶汉朝公主为妻。班超拒绝了这要求,大月氏王由是怨恨。
  永元二年(90年)夏,大月氏副王谢率兵七万,东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西段、喀剌昆仑山脉东南段),攻打班超。班超兵少,大家都很恐慌。班超却说:“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鳂领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后汉书?班超列传》)。大月氏副王谢进攻班超,无法攻克,抢掠粮草,又无所得,果然疲惫不堪。班超估计其粮草将尽,必派人到龟兹求救,预先命几百士兵在东边埋伏,谢果然派兵带金银珠宝去龟兹求援。班超伏兵大出,杀死了使者,并派人拿给谢看。谢大惊,进退无据,只好遣使向班超请罪,希望能放他们一条生路,班超放他们回国,大月氏由是大震,与汉朝和好如初。
  第二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皆降。朝廷任命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派司马姚光来送他。班超和姚光命龟兹废掉原来的国王尤里多,扶立白霸。姚光把尤里多带回了京师。
  于是,班超驻扎在龟兹它乾城。此时,西域诸国,只剩焉耆、危须(今新疆焉耆东北)、尉犁(今新疆库尔勒东北)三国,因为曾杀害西域都护陈睦,心怀恐惧,尚未归汉。其余各国,均已平定。
  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秋,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的部队七万人,进攻焉耆、危须、尉犁。大军行到尉犁地方,班超派使者通告三国国王:“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毕即还。今赐王彩五百匹”(《后汉书·班超列传》)。
  焉耆王广便派左将北鞬支送来牛酒,迎接班超。班超指责他说:“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 班超手下的人劝他杀了北鞬支,班超不同意,他说:“非汝所及。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后汉书·班超列传》)!于是班超送给北鞬支不少礼物,放他回国。焉耆王广见北鞬支无事,就亲率高官在尉犁迎接班超,奉献礼物。不过,他并非真想让班超进入他的国境。他一从班超那里返回,立即下令拆掉了国境山口的围桥。班超却从别的道路进入其国,在距王城二十里的地方驻扎部队。焉耆王见班超突然到来,出于意外,大惊,想逃入山中顽抗。焉耆国左侯元孟,过去曾入质京师,悄悄派使者向班超报信。班超为了稳定焉耆国贵族,斩杀了元孟的使者。班超定下时间宴请三国国王及大臣,声言届时将厚加赏赐。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鞬支等三十多人信以为真,一起到会。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杀,逃跑了,危须王也没有来。
  宴会开始,大家坐定,班超突然变了脸色,责问焉耆王等“危须王为何不到?腹久等为何逃亡”(《后汉书·班超列传》)?喝令武士把广、泛等一举捉获,并在当年陈睦所驻的故城,把他们全部斩杀,传首京师。又纵兵抢掠,斩首五千余级,获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接着班超另立元孟为焉耆国王,为稳定局势,班超在那里停留了半年。
  至此,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王朝,班超终于实现了立功异域的理想。
  和帝永元七年(95年),朝廷下诏曰:“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持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逾鳂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雠。司马法曰:‘赏不逾月,欲人速鷪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后汉书·班超列传》)。后人称之为“班定远”。
  
  其妹班昭
  班昭(约49—约120年),一名姬,字惠班,扶风人。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曹世叔妻,早寡。固为《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汉和帝诏就东观续成之。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号曰曹大家(gū)。有《女诫》七篇,集三卷。
  班昭字惠班,又名姬,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
  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
  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
  班昭的文采首先就表现在帮她的哥哥班固修《汉书》,这部书是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正史中写的较好的一部,人们称赞它言赅事备,与《史记》齐名,全书分纪、传、表、志几类。还在班昭的父亲班彪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部书的写作工作,她的父亲死后,她的哥哥班固继续完成这一工作。班固,字孟坚,九岁能作文,稍大一点,博览众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不料就在他快要完成《汉书》时,却因窦宪一案的牵连,死在狱中,班昭痛定思痛,接过亡兄的工作继续前进。
  好在班昭还在班固活着的时候就参予了全书的纂写工作,后来又得到汉和帝的恩准,可以到东观藏书阁参考典籍,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
  班昭还有一个兄弟是班超,我们现在常用的两个成语“投笔从戎”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他的口语演化而成的,反映出他的智勇过人,他出使西域,以功封定远侯,拜西域都护,扬汉威直至中亚三十年之久。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班超派他的儿子班勇随安恩国入贡的使者回到洛阳,带回他给皇帝的奏章: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人玉门关。谨遣子勇,随安西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其目见故土。
  表达出一种浓郁的叶落归根的思想,然而奏章送上去之后,三年后朝廷仍不加理会。
  班昭想到死去的哥哥班固,对年已七十,客居异乡的哥哥班超,产生一股强烈的的依恋、怜悯心情,于是不顾一切地给皇帝上书:
  妄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得蒙重赏,爵列通侯,任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固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询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其全力,以报答天恩,迫子岁暮,犬马齿索,为之奈何?
  蛮夷之性,悼逆侮老,丙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好究之原,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感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身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禄。
  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候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乞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家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猝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急。
  班昭代兄上书,说得合情合理,丝丝人扣,汉和帝览奏,也为之戚然动容。特别是文中的最后两句,引用周文王徐灵台,掘地得死人之骨,而更葬之。魏文侯之师田子方,见君弃其老马,以为少尽其力,老而弃之,非仁也,于是收而养之。两则故事明讽暗示,汉和帝认为不再有所决定,实在愧对老臣,于是派遣戊己校尉任尚出任西域都护,接替班超。班昭以她的文采和才情使她的哥哥班超得以回朝。
  任尚抵达任所,班超一一予以交代完毕,任尚对班超说:“任重虑浅,宜有以海之。”希望班超对他治理西域一些忠告,班超语重心长地说:“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严苛,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但班超走后,任尚私下对亲信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任尚不能借重班超的经验,竟以严急苛虐而失边和,这是后话。
  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他离开西域疏勒时本已有病,来不及和妹妹好好地聊聊,加以旅途劳顿,回家一个月就病逝了,班昭无言以对。
  班昭以她的文采,完成了哥哥班固的《汉书》打动汉和帝的心,使哥哥班超回归洛阳。班昭的文采还表现在她写的《女戒》七篇上。
  《七戒》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课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全国各地。
  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以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克尽本份。
  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还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也才能永保夫妇之义。
  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瞎说霸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在她的心目中下堂求去,简直是不可恩议的悖理行为,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端在事事识人体、明大义,即是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班昭主要生活在汉和帝时代,汉和帝在班超死后不久就驾崩了,皇子刘隆生下来才一百天,就嗣位为汉殇帝,邓太后临朝听政,不到半年,殇帝又死,于是以清河王刘祜嗣位为汉安帝,安帝才十三岁,邓太后仍然临朝听政。
  东汉皇帝短命,只有开国的光武帝刘秀活过“花甲”,六十二岁时死,其次就是汉明帝,四十八岁,再次是汉章帝三十一岁,其他多在二十岁以下,包括一大批娃娃皇帝,造成外戚专权局面。
  邓太后以女主执政,班昭以师傅之尊得以参予机要,竭尽心智地尽忠。邓坞以大将军辅理军国,是太后的兄长,颇受倚重,后来母亲过世,上书乞归守制,太后犹豫不决,问策于班昭,班昭认为:“大将军功成身退,此正其时;不然边祸再起,若稍有差迟,累世英名,岂不尽付流水?”邓太后认为言之有理,批准了邓坞的请求。
  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班昭是一位博学多才,品德俱优的中国古代女性,她是位史学家,也是位文学家,还是位政治家。她在曹家有一个儿子,几个女儿,儿子曹成被封为关内侯。
  
  关于《汉书》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 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 ”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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