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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 作者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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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风(秦代)郑风(秦代)齐风(秦代)魏风(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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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秦代)卜子夏(秦代)孔伋(秦代)曾参(秦代)
孔鲋(秦代)申不害(秦代)邓析(秦代)管仲(秦代)
商鞅(秦代)文子(秦代)庚桑楚(庚桑子)(秦代)关尹子(秦代)
河上公(秦代)伍子胥(秦代)尉缭(秦代)风后(秦代)
孙膑(秦代)吴起(秦代)范蠡(秦代)杨南柯(秦代)
秦越人(扁鹊)(秦代)师旷(秦代)程本(秦代)鶡冠子(秦代)
李冰(秦代)秦始皇(秦代)秦二世(秦代)秦王子婴(秦代)
樗里子(秦代)

屈原 秦代  楚国(前339年前278年)
阅读屈原在诗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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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本世纪中,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 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 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 “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楚文化和楚辞的形成]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
  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
  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
  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
  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
  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
  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
  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
  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
  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
  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
  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
  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
  《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
  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
  《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
  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
  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
  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
  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
  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
  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
  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
  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
  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
  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已可窥见一二。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
  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
  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
  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
  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
  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
  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
  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
  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
  不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
  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
  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
  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
  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
  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
  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
  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
  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
  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
  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
  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
  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
  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
  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
  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
  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
  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
  “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
  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
  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
  《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
  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
  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
  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
  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
  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
  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
  《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
  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
  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
  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
  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
  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
  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
    ①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
  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
  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
  (《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
  (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
  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
  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
  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
  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
  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
  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
  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
  《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
  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
  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
  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
  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屈原的生平与作品]
    屈原的生平资料,比较可信的仅有《史记》中一篇传记。这篇传记似乎存在错乱,
  有些地方不易读明白。现在加上屈原作品中的自叙,和研究者中较流行的看法,姑且对
  他的生平描绘大致轮廓。
    屈原(约前340—约前277)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
  遂以屈为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
  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本传),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
  据推算,他当时仅二十多岁,可谓少年得志。后有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把
  他为怀王制定的政令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同上)。屈原被
  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
  子弟的教育。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一系列问题。先是秦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
  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了楚齐联盟。怀王发现上当后,大举发兵攻秦。
  可是,丹阳、蓝田战役相继失败,并丧失汉中之地。此时屈原曾受命使齐修复旧盟,但
  似乎没有结果。此后由于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
  陷入困境。大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他第一次被放
  逐。
    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曾极力劝阻,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
  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不得返回,三年后死于秦。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
  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
  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
  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
  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
  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
  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
  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他自杀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五日或距这一天很近。
  五月五日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其本来意
  义,反而鲜为人知了①。
    --------
    ①参见闻一多《端午考》。又北朝魏收《五日》诗云:“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
  君。”似乎直到南北朝,南方还保存着端午节祭东君的习俗。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与
  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而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
  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
  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向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
  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当然也会使许多人
  与他为敌。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
  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
  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
  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就轻而易举地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
  王的昏庸(否则无法解释怀王起初怎么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
  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本来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
  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
  优秀的文学。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
  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
  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
  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
  ·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
  《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
  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
  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从屈原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来说,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
  但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成就来说,他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诗经》中也
  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
  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
  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直到今天仍作为坚定的爱国
  者受到高度评价。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能背离所处时
  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
  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
  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
  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
  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
  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
  《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
  《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
  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
  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
  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
  《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
  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
  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
  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
  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
  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
  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
  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
  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
  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
  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
  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
  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
  
  [宋玉等其他楚辞作家]
    一般说来,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极少是单独出现在世间的。同样,我们也不应把创造
  楚辞的功绩,完全归于屈原一人。不仅楚国民间文学的基础非常重要,而且,部分归于
  屈原名下的诗篇究竟是否屈原所作,毕竟还是有争论的。只不过对屈原同时代人的情况,
  已经无从探知。屈原以后的楚辞作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的结尾处提到: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皆祖屈原之从容辞
  令,而终莫敢直谏。”①这一段话很简略,我们只能据此知道宋玉等三人时代在屈原之
  后,都曾担任某种官职(否则无所谓“谏”),都在文学方面学习屈原,但都不具有屈
  原那种大胆批评政治的勇气。
    --------
    ①“好辞而以赋见称”一句中,“辞”指广义的有文采的文章,“赋”是汉人对楚
  辞的通用名称。不少人据此句提出:司马迁已有区分楚辞与“赋”的意思,是错解的。
  《史记·屈原列传》在这以后明明说:屈原“作《怀沙》之赋”。且假令此处有区别之
  意,司马迁又何以知道“以赋见称”的宋玉等人所爱好的却不是“赋”而是“辞”?逻
  辑上无法说通。
    三人中,唐勒无作品存世①;关于景差,王逸《楚辞章句》在《大招》一篇下先标
  为屈原作,又说“或言景差”。作者既无法肯定,《大招》又非出色之作,可存而不论。
  提及他们,只是说明除屈原外,楚国确有一群楚辞作家。但可以具体评述的,只是宋玉
  一人。
    宋玉的生平情况,其他晚出的书籍也有记载,但未必可靠。他的作品,《汉书·艺
  文志》著录为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宋玉集》三卷,均无篇名。王逸《楚
  辞章句》中有《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
  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共五篇②。以上,《招魂》已基本断定为屈原
  作品;《文选》中五篇,都是文学史上的名作,但究竟是否宋玉所作,尚有争议,而且
  持否定意见者居多,所以我们也存而不论。因此可以具体评述的,又只有《九辩》一篇。
    --------
    ①勒”为篇题的残简,有些研究者认为是唐勒赋,但根据不足。
    ②另外,《古文苑》中六篇,明代《广文选》中三篇,显系伪托,故不一一提及。
    《九辩》之名,来源甚古。《离骚》、《天问》、《山海经》中,都将它与《九歌》
  相提并论,说是夏启时的乐曲,实际应该是楚地的古歌吧。宋玉之作,当是沿用旧题;
  从篇幅之长和语言的散文化来看,当也是“不歌而诵”的了。
    《九辩》的主旨,王逸说是宋玉为悲悼其师屈原而作。谓屈原是宋玉之师,并无根
  据,其说与作品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就作品本身来看,《九辩》是借悲秋抒发“贫士
  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塑造出一个坎坷不遇、憔悴自怜的才士形象。篇中也有对楚国
  腐朽政治情状的揭露批判,如“谓骐骥兮安归?谓凤凰兮安栖?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
  相者兮举肥。”但并没有屈原那样深广的忧愤和追求理想的巨大热情;篇中也有个人失
  意的不满,但并没有屈原那样高傲的自信和不屈的对抗精神,反而以清高为掩饰,屈服
  于社会势力的压迫:“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
  守高。”当然,我们可以推想,宋玉恐怕不像屈原那样具有与王室同宗的贵族血统,在
  显赫的政治地位上经历人生剧变,他很可能像习凿齿《襄阳耆旧录》所说的那样,只是
  楚国的一名“小臣”,因此心态便与屈原不同。不管怎么说,《九辩》的哀愁,主要是
  一种狭小的、压抑的哀愁,基调是“惆怅兮而私自怜”。他的文才,他的怀才不遇的遭
  遇和牢骚,乃至他的见秋景而生哀的抒情模式,都吸引了后世在专制势力压迫下无力反
  抗而标榜清高、自惜自怜的文人,写出许多伤春悲秋的文赋诗词。
    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屈原的影响。《九辩》中直接袭用或间接采用《离骚》、《哀郢》
  等作品中成句的地方,共有十余处;
    复述屈原论调,模仿屈原语气的地方更多。但绝不是说,《九辩》只是一篇模仿之
  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论感觉的细致、语言的精巧,还在屈原作品之上。开头一段,
  尤为突出: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
  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
  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
  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就这一节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宋玉极其善于选择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与幽怨哀
  伤的感情融化在一起来抒写,从环境气氛的渲染中,烘托出阴暗时代被压抑者的心理。
  风声、落叶声、鸟啼虫鸣声,与诗人的穷愁潦倒的感叹声交织成一片;大自然萧瑟的景
  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正如陆时雍《读楚辞语》所说:
  “举物志而觉哀怨之伤人,叙人事而见萧条之感候。”两者确实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其次,在这种景物和心理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敏锐的感受和细致的笔触。尤其
  是开头几句,用远行中的漂泊感、登山临水的空渺感,写人生失意之情绪,极见匠心创
  意。第三,《九辩》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而十分讲究。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气词
  “兮”字的位置也不断调换,使得全篇的语言节奏相当灵活自由。同时,诗中又多用双
  声、叠韵、叠字等修辞手段,在散文化的不整齐句式中,保持音乐之美。这一特点在上
  面一节中已经很显著,结尾一段十八句诗中,连用十二组叠字,节奏更为鲜明。屈原的
  作品,显然没有如此之多的讲究。
    《九辩》特出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与之并称“屈
  宋”,为后人所尊崇。杜甫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
  迹五首》其二)“风流儒雅”四字,是确切的评语。鲁迅也肯定《九辩》:
    “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骆玉明,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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