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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唐(772年846年)
字: 乐天
网笔号: 香山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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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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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自无常冥使吧)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划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反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生平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 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
  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资料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元稹、白居易与新题乐府诗]
  比起元稹,白居易对新题乐府诗下的功夫要大得多,影响也大得多。一方面,他对
  诗歌创作有一套系统的看法,另一方面,他的新乐府不仅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广,在内
  容上表现得更深入,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独特的平易浅切、自然生动的风格。因此,
  在这一诗潮中,他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他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
  的,十二、三岁便离乡到越中避乱。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他考中进士,贞元十八年应拔萃科考试,被授秘书省校
  书郎,与元稹一道开始了仕宦生涯。
  元和元年(806),在应制举时,白居易曾和元稹闭门思考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
  写下了七十五篇“对策”,这些后来被编为《策林》的政治短论,涉及了当时社会各方
  面问题,其中如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节财开源,禁止土地兼并,批评君主过奢等等,都
  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政治的参与热情。这一年,他被任命为盩厔(今陕西周
  至)县尉,不久召回长安任翰林学士,元和三年至五年任左拾遗。
  任左拾遗的三年,白居易从他的正义感和政治上的进取心出发,对时政提出了强烈
  的批评。他屡次上书,反对宦官掌兵权,指责皇帝的过失,又创作了包括《秦中吟》、
  《新乐府》五十首在内的大量政治讽谕诗,对这段在其政治与文学生涯中最有光彩的历
  史,直到几年以后白居易还颇为自豪。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任满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次年因母丧而回乡守制三年,
  然后返长安,任左赞善大夫。这时,他的政治热情似乎开始消退,对闲适宁静生活的兴
  趣滋长起来了。恰恰两年后,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的刺客刺死,白居易上书
  请捕刺客,反而因越职言事而得罪,贬为江州司马。这一次打击,使他早年生活理念逐
  渐动摇,而向佛道思想靠近。他在庐山东林寺建了草堂,礼佛参禅,走向了独善其身式
  的闲适自娱。
  此后,他又任过忠州、杭州、苏州刺史,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越到晚年,
  他心中受佛教的浸染就越深,最后他闲居洛阳,与香山寺僧人结社,捐钱修寺,自号香
  山居士。七十五岁时卒于洛阳。有《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对于诗歌的见解形成于元和初年,在他与元稹“揣摩当代之事”而写成的
  《策林》中,就有一篇《采诗以补察时政》,系统地谈到了诗的功能与作用。首先,他
  指出诗是人们有感于某种事实而触发了情感的产物,所谓“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
  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因此他强调从诗歌中可以了解社会问题,观“国风之盛衰”、“王政之得失”,所
  以国君应当效法古人,建采诗之官。元和元年以后,这一理论逐渐成熟,在元和四年所
  作的《新乐府序》中,白居易明确地提出诗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
  作也”。他一方面要求君主“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新乐府·采诗
  官》),另一方面则要求诗人在诗中反映现实问题,提出讽谏。在《读张籍古乐府》中,
  他通过表彰张籍来宣扬自己的观点:“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
  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
  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也就是说,诗要写得有“讽”、
  “感”、“劝”的实际效用。两方面综合起来是一个意思,白居易强调的是诗歌的政治
  与社会功能,即《与元九书》中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而最终的目的,是要借此帮助国君实现良善的政治秩序与良善的社会风俗。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大体上是汉儒诗说的推衍,没有多少新的创见。从其消极意义
  来说,他完全从对于政治与教化的作用来看待诗歌的功能,使之处于从属性和工具性的
  地位,而忽视了诗歌自由抒情的意义,以及它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对诗歌加上了严
  厉的限制。这种理论与同时期韩愈在散文领域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理论,都是儒家
  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学观在长期受到冷淡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的再兴;
  这种理论不可避免的弊病,是引发出源于政治理念的创作。但应该说,这种理论在
  当时也还有它的积极意义。在此之前,普遍注重自我内心伤感、惆怅的风气,造成诗歌
  的格局窘狭、气势萎靡、内容单薄。白居易等人的理论呼吁诗人正视广阔的社会生活,
  自然有再度扩展诗歌题材的作用。在这种呼吁下,不少诗人写下了反映社会面貌和民生
  疾苦的诗篇,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的弊病;而其中的一些具有真实感受的优秀之作,
  还表现了人对人应有的同情和友爱。
  白居易最为人称道的是主要创作于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的《秦中吟》及《新乐府》五
  十首等他标为“讽喻”一类的诗歌。
  这些诗歌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作者关怀现实政治、关怀社会问题,企图对其所认为
  的不良现象加以纠正的产物,但具体分析,却有所不同。在一部分作品中,白居易常以
  儒家正统道德的维护者自居,批评他所不满的习俗败坏现象。譬如他告诫少女们不要为
  爱情而“淫奔”,以免遭受恶果;他指责自天宝以来,胡乐、胡舞、胡妆盛行,人心不
  古,连皇帝也受到了迷惑,以致雅正之乐无人问津,社会风气遭到破坏。从这里可以看
  出,白居易所提出的复兴唐王朝之道,包含着复古保守的成分,而这不仅是白居易个人
  的问题,实际也是唐代文化精神衰落的表现。而在另一部分诗中,诗人广泛涉及了社会
  的不公正和民众生活的艰难,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
  首先,他描述了这个时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
  难挣扎的悲惨状况。《重赋》中写下层民众“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并寒气,
  并入鼻中辛”,而《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此形成对照:
  “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暑不能干。……
  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
  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以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
  《买花》诗中,他借一个田舍翁之口发出感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些诗
  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
  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
  宦官。在《轻肥》中,他揭露了宦官“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
  池鳞”,而这时百姓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卖炭翁》
  则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不问青红皂白抢走卖炭翁辛辛苦苦烧的一车炭;
  《杜陵叟》中则写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仍然“急敛暴征求考课”,逼得百
  姓典桑卖地来抵官租,白居易愤怒地说道: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其次,白居易还注意到边疆无休止的战争导致千万百姓无辜丧生。著名的《新丰折
  臂翁》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臣“欲求恩倖立边功”,发动对
  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
  残命。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
  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
  冢上哭呦呦。
  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受
  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
  除了上述两大主题,白居易的乐府诗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许多。他揭
  露了官吏昏庸无能,将帅骄横无勇,借君国之名义而饱一己之私;他批评宫中幽禁了无
  数宫女,要求皇帝将他们释放;他还批评求仙之虚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采取措施
  来干预……,这些都切中了时弊。
  元和年间,正是社会相对稳定,战乱稍稍平息的时候,醉生梦死的人又开始花天酒
  地,庸凡的人又在弹冠相庆,而白居易却挑开虚饰的面纱,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动
  乱、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这是自杜甫以
  来没有人做到过的。据说这些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
  “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恰恰说明它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
  经,也说明白居易是有正义感和勇气的。
  如果与杜甫的同类诗相比较,可以看到,在抨击现实的尖锐性方面,白居易并不比
  杜甫逊色。但从诗歌艺术来说,杜甫的诗大都是实际生活体验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感染
  力;而白居易的诗则有明确的服务于政治的目的,当这种目的与他的实际生活感受能够
  密切结合而蕴涵着热情时,一部分作品也写得很感人,尤其像《新丰折臂翁》等可以说
  是很优秀的,这种诗在元稹那里是看不到的。但也有一部分作品却和元稹的同类诗差不
  多,说教气味很重,读起来索然无趣。
  白居易对讽谕诗的语言表现有明确的要求,他在《新乐府序》中说: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
  就是说,为了达到讽喻的目的,在文字上力求做到朴素浅显,直接了当,而不追求
  任何含蓄、曲折,当然更反对艰深晦涩。
  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容易明白并受到震撼。这种语言风格的缺陷是过于直露,有时
  颇为罗嗦,少了些精炼和含蓄。但一些优秀之作,则不仅通俗平易,而且意绪流畅,节
  奏明快,形象生动,也还是花费了艰巨的功夫的。不管怎样,在当时,它是一种新的诗
  歌风格,也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据说,当时“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
  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元稹
  《白氏长庆集序》)。
  由于文学思想和人格上的致命弱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既在成就方面受到一定
  限制,也难以持续。他的诗歌理论,是把政治目的、社会功利放在第一位;所谓“为君
  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首先是“为君”而作。这不仅在写作立场上造成自我限定,
  而且当君主并不支持这种创作时,他也必然感到缺乏动力。而白居易又是一个性格很矛
  盾的士大夫,一方面深切地关心现实,富于同情心,另一方面又很爱惜自己,生一根白
  头发就终日惶惶然。在他初入仕途、官任左拾遗时所激起的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
  渐渐消退。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回乡后,写“讽喻诗”就少了,更多的是写旷达平和的
  “闲适诗”。元和十年被贬为江州司马,虽然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全面总结了
  自己的文学观点,但这只是对前一时期创作的再肯定,实际上此后他已经不再实行这一
  套文学主张。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
  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
  (《与杨虞卿书》)这种消极的念头,使他越发地去问道参禅,排遣忧愁。元和十
  一年所作《岁暮》诗,也明白地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
  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
  所以,闲适生活成了白居易后期诗歌的主要内容。
  这些闲适诗对后世士大夫影响很大。这不仅因为它比较吻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而
  且因为它有明朗自然的气脉和平易流畅的语言,让人读来有亲切的感觉。白居易很推崇
  陶渊明,在他退居渭上时,写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在江州还专门去访问过陶渊明
  的故居。不过,虽然他的闲适诗也追求自然淡泊、悠远平和的风格,但并不像陶诗那么
  古朴,倒有些跳荡的明丽与亮色,也不像陶诗那么浑厚,倒有些悠长的理趣,语言也更
  显得浅切流畅,像《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不仅写出了在山寺看见迟开桃花的惊喜,还蕴含了人间事所谓“别有一番天地”的
  理趣。又如《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
  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潮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诗写得浅切平易,但五六两句中“迷”、“没”等字却是极贴切精致的,显然经过
  了用心锤炼。《问刘十九》是一首小诗: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红炉绿酒,色彩已是十
  分明丽,而又在欲雪的暮天里,这色彩就越发有鲜明和暖人的感觉,末一句亲切的问语,
  又使人在阴寒中得到一种友情的温暖。短短二十字,写来趣味十足,色彩鲜明。
  在所谓“闲适诗”中,像上述几首那样写得很出色的还有一些。但类似的情怀写得
  太多,未免重叠复出,令人有千篇一律之感;而且有相当多写得很平庸。尤其是他总爱
  在诗里表白自己的淡泊高雅,哀叹自己的衰老孤独,谈论佛经的道理,实在没有什么趣
  味。
  在讽谕、闲适之外,白居易还把自己的诗歌分出“感伤”一类,其中的《长恨歌》、
  《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
  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而且,《新乐府》
  中的《李夫人》诗中,特别提到“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如斯。君不见……泰陵
  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也正是《长恨歌》
  创作的主观意图的一个注脚。所以,《长恨歌》从写杨贵妃入宫到安史之乱,都对君主
  的耽色误国和贵妃的专宠有所讽刺。但是,这一意图并没有贯穿到底。白居易在描述杨、
  李爱情悲剧本身时,又抱着同情态度,用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和语言把这场悲剧写得缠绵
  悱恻,这样就出现了双重主题彼此纠缠的现象。特别是诗中对玄宗与贵妃二人生死相恋、
  梦魂萦绕的那种带神话色彩的反复渲染,更把前一个主题大大地冲淡了。如诗中写到杨
  贵妃死后,玄宗的对景伤情: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在这段之后,他又以浓重的笔调继续写玄宗回长安后的孤寂: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盼望梦中相会,却是“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曾来入梦”。到这里,可以说是把生死间的苦恋之情写到了极致,但下面推开一
  层,又写了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在仙山见到了死后归仙的杨贵妃。看
  来似乎生死悬隔的恋人可以相会了,但又一转,杨贵妃的魂魄却不能回去,“昭阳殿里
  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这时读者会代唐玄宗感到一种绝望,然而再一转,又是杨
  贵妃请道士带去当年的定情物给玄宗,并重温旧日盟誓:
  “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
  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一种深深的,
  又是只留下眷念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情意,所以白居易在结尾处写下: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因而《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
  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
  写于元和十一年的《琵琶行》,则是一首感伤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叙事诗。开头记
  述诗人秋夜在江州浔阳江头送客,听见江上琵琶声,于是便请弹琵琶女子相见: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在听了一曲琵琶之后,女子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这女子与白居易一样来自京都,
  也有一番由繁华而凄凉的遭遇,同病相怜的白居易深有感触:“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
  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沉浸在哀伤中的女子再弹一
  曲,声音越发凄凉悲切,而同样沉浸在伤感中的白居易听毕之后,更是泪下沾襟。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这一类叙事兼抒情的感伤诗是写得最成功的一部分。首先,在
  叙事抒情中,他往往采用精致生动、音声色彩与气氛相和谐的意象来勾勒一个个鲜明的
  画面,烘托出浓重的情绪氛围。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用最能引起人情思的月色、夜雨、铃声,组成有声有色的伤感情景;“夕殿萤飞思悄然,
  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到凌晨,空殿萤飞、孤
  灯只影、钟鼓之声、耿耿星河,四种色彩、音声都给人以寂寞孤单感的意象,映衬出了
  玄宗彻夜不眠的苦苦情思。而《琵琶行》里,一开始就挑选了“枫叶荻花秋瑟瑟”这样
  的意象,以呈现怅惘伤感的氛围,接着以“江浸月”,即江水宁静地映着团团月色这样
  的意象,再给人以孤寂的感觉;而听了琵琶后,又以“唯见江心秋月白”这样静谧、萧
  瑟的意象再次呼应,烘托出凄凉寂寞的心境。其次,白居易很善于掌握节奏,他以变化
  的节奏把画面连缀起来,造成各种不同的气氛。如《长恨歌》写安史之乱中玄宗西迁的
  那一段,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回看血泪相和流”,画面变换急促,好像鼓点频敲,
  构成了紧张的叙事气氛;而写玄宗思念死去的杨贵妃的一长段,从“蜀江水碧蜀山青”,
  画面变换便舒缓下来,显得沉重缓慢,抒情意味便全出来了。这样的不同节奏与内容结
  合得十分巧妙。又如《琵琶行》描绘琵琶女的演奏,最妙的不是精巧的比喻——这种比
  喻在顾况、韩愈、李贺诗中也有,而是善于通过描写音乐节奏的变化来表现情绪的起伏。
  它开始零散,“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继而“低眉信手续续弹”,出现
  了舒畅的节奏。此后逐渐由慢而快,用了反复排比重叠的字句写出“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诗的用字造句与琵琶声响交映
  成趣。最后在一个小小的回旋跌宕之后进入了高潮:“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
  鸣。”然后这惊天动地之后又突然煞住:“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舟西
  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归于一片寂静。在这里,不仅所描写的音乐是有节奏感
  的,诗歌语言本身以及诗中画面的变换也都是有节奏感的。这种绝妙的处理,便造成了
  起伏跌宕的感人效果。此外,这类感伤诗的意脉流畅而不呆板,明晰而不晦涩,抒情叙
  事结合得天衣无缝,语言也很明白易懂,这些就是白居易大多数诗歌都具有的共同特色
  了。
  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乐府诗创作为核心的一股新诗潮,以其对社会
  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与此相关的平易通俗的语言,突破了过去一段时期内狭隘的诗
  歌内容,改变了过分雕琢的诗歌语言习惯,恢复了中国古典诗歌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
  苦的优良传统,既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也发展了新的诗歌语言。
  但是,这一新诗潮过分偏激地强调诗歌的政治意义和理念化的倾向,也造成了另一
  方面的弊病。特别是在封建专制主义越来越严厉、个性受到的压抑越来越强烈的环境下,
  文人的真实感情受到来自外部与内心的双重压力,个人的理想、欲望被潜藏起来,而冠
  冕堂皇的儒家伦理观念便笼罩了诗歌。
  白居易等人的诗在政治理念之外,还有真正为生活现实所激发的热情,后来的有些
  拙劣的模仿者就不免单纯或主要从理念出发,只是把诗歌当作工具,写一些毫无激情的
  说教文字了。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骆玉明,youth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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